摘要：胡启立参加我们小组的讨论，他注意到了我的这个发言。 ...

但令全世界大迭眼镜的是，从3月1日开始，中国股市照样一路凯歌，独步寰宇。

因为个人和直系亲属银行存款和所持股票价格突然增加，台湾检方就以涉嫌内线交易拘捕台湾领导人陈水扁的女婿赵建铭。是什么原因，让素有崇洋媚外心理的中国人，竟将西方著名经济学家和股神的劝告置若罔闻。

这就是为什么中国银行坏账那么多的原因。银监会地市机构是人数最多，机构最多，最腐败的基层机构。但是，好多民营企业是把这些资金看做纯利润的，仅把少量的回扣当做成本。国家开发银行正在进行改制，中国农业银行正在准备上市，总有一天，全部国家级商业银行都会上市，都将被洗干净。如果说，中国股市不出问题，那就有力地证明政府和中国人民走出了一条前无古人的经济发展之路，是中国共产党对人类的划时代贡献，是万幸。

由此而发，全球金融市场出现了长达一个月的剧烈震荡。这种看似具有激励作用的官本位人事制度，在运行了近10后，可以说是使中国银行业变得更烂的一种人事制度，只会培养一波又一波的现代寓公，发挥移山的精神，将银行金山搬到自己的家、国外的家。经过这样的宣传，文章的观点就传播得更广了。

当然，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要承认私有制，可能还要承认上百年，即便如此，它也仍然是一定时期，最终还是要消灭私有制。没有想到这是最后一面。* * * * * * * * 最后，非常感谢刘老，今天提供了很多很好的线索，帮助我们澄清了一些是非，使我们了解到更多的实情，这是弥足珍贵的历史资料。经过了考试和政治审查、制装后，于1951年10月到了莫斯科。

主张和平、走改良主义道路，这一点马克思主义也不完全否定，但不能牺牲工人阶级的利益，不能牺牲公众利益。就这样，我来到北平（那时的北京叫北平）。

我在《答辞》上定的基调是正确的，一点都没有错。1983年10月在青岛写成有中国特色的经济体制和经济发展战略的研究。庙小王八多 【刘老】这些研究工作到了1964年实际上都干不成了。1941年高中毕业后，我考到西南联大，去昆明上学去了。

符合社会主义方向，讲得越多越好，包括市场经济。我们创立计量经济这门学科，改革开放以前主要吸收了苏联的经验，改革开放以后吸收了美国的经验。让一部分先富，一定的时候必须要回过头来解决共富问题。这件事情在网上传开以后，结果捅出了一个大篓子。

我不是英雄人物，没有什么值得大书特书的地方。据说1992年6月间，十四大还未开时，江泽民还专门跟您探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种提法。

即便这类事情没有暴露出来，也是可耻的。我很同意《文心雕龙》研究专家王元化讲过的话，不能把炒作之风带到学术界中来。

抓民生、抓分配固然重要，财产关系更加重要，所有制是决定因素，还得要抓所有制。我国计量经济学的创始情况 【桁林】在经济所的环境下，对您的思想、学业触动比较大的都有哪些人？ 【刘老】最重要的影响恐怕是孙冶方。是否出现了两极分化？要有个大判断。实际上，从1984年发现过热苗头时起，我们提出了为改革创造相对宽松环境的政策主张，在我们周围逐渐形成了宽松学派，形成了有自己特色的稳中求进改革思路，在1987年探讨中期改革思路时，到底是以所有制改革为主、还是以价格改革为主的讨论是很激烈的，我们主张双向的、二者并重的综合改革的道路，两个方面都不能偏颇，要折中。我只不过反对他们那种改法罢了。再从长沙坐火车到武汉。

邓小平有两个大局观，一个是先富和共富，另一个是东部先发展，最后东部拉西部。主要是参加计委的工作，那是于光远的功劳。

他是1958年到经济所，先是代理所长，后来当所长，第一件事情就是索波里，第二件事情是在经济所设三个组，其中一个就是国民经济平衡组（也就是现在的宏观经济研究室），让我们来筹备，杨坚白也从计委世界经济研究所调来做组长，我做副组长，董辅礽也做副组长。强调社会主义就在这个地方，这是个大问题。

当时改革之风已经吹起来了， 三中全会谈到了经济体制改革，改革风潮已经有了，虽然刘少奇还没有平反，但是， 用行政办法还是用经济办法，这个问题可以公开讨论了。我也没有开辟什么新的研究天地，批判自由化的改革观，邓小平早就提出来了。

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第一人是邓小平，不是别人。开始整孙冶方、整杨坚白。这一方面是对苏联式计划经济的反思，包括对大跃进的反思，另一方面，也是对东欧国家的现实和理论的关注，我们访问了东欧几个国家，考察了它们的体制改革。在更多理论工作者还没有下最大决心，作最大努力转到这条轨迹上的时候，我们必须大力提高这种理论研究风气。

郎（咸平）了解中国的实际情况不如大陆经济学者，但郎抓住了要害问题，如私有化、MBO。研究工作主要是在列宁图书馆，离我们住处相距几站地，每天一清早啃几片包，就到图书馆一天。

我们讲市场经济，要符合社会主义方向，不符合社会主义方向，一个字都不应该讲。2005年的《获奖答辞》让一些人意外，引起某些人的不快。

我们那时上学靠助学贷款，最后也没有还。父亲是外国公司的职员，不能马上走，只能随公司而动。

这样，我就跟着姨妈在1938年初到了重庆。孙冶方就要我作为这个系列讲座的翻译和讲材整理机构组的负责人。先是看别人的，试探着改，后来看着自己的改。这些国家的社会根本矛盾依然存在，贫者愈贫、富者愈贫现象不会改变。

他们的心思，明白的很，就是要搞私有化、完全市场化、新自由主义、民主社会主义的那一套。我在重庆碰到了很多熟同学，我们都在重庆会师。

在如何做学问、如何选择人生道路，值得晚辈借鉴的地方很多。1979年，在无锡召开了一次全国性的商品经济和价值规律研讨会，我们提交了《论社会主义中计划与市场的关系》这篇论文， 与赵人伟合写的，后来登在社科院《未定稿》上，报送到时任总书记的胡耀邦那里，他看到后很重视，认为这是 标兵文章。

社会多元化、利益层次分化，有倾向性也是不可避免的。这篇文章寄给了胡锦涛，胡将它批给了曾培炎，培炎同志主抓五中全会文件的起草。